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是非的标准不同

　　英国作家萧伯纳有出戏写道，有一个富翁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就问，这些年，你对做什么感兴趣呢?儿子对父亲回答，我对科学文艺法律各方面一无所长，但是就会“明辨是非”。富翁气坏了，把儿子暴损一顿：这个事情难倒一切的明白人，你怎么啥都不会，就会明辨是非呢?

　　据说，王小波年轻时，看到这个故事，就痛下决心，说自己坚决不做那种一无所能，就会“明辨是非”的人。罗辑思维说，断定一个人是不是有能力，要看他是不是善于经常对他们做道德上的评价，他越是义正辞严，越是充满了崇高感，越是反证他是一无所能的人。

　　听了罗胖子的这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一下子打消了我的自卑感，同时也印证我的沉默是对的。因为在我家，我家老婆和小姨子一直在评价别人的短长。譬如老人穿戴花哨，便斥责人家不知道俭省;某家的女人看起来作风不正，只知道享受，不够勤劳，不够俭省。即便是看世锦赛的比赛，也会斥责非洲的运动员，哎呀，黑乎乎的人，怎么把辫子染成了黄色的呢，难看死了。唉，女人没有自己的爱好，不化妆，不读书，不唱歌，不旅游，活生生在家憋傻了。于是，评判他人就成了乐趣。

　　为什么“明辨是非”那么容易，却又那么艰难呢?因为，是非的标准不是数学题的答案那么固定，真正分析一件事的时候，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的收入高一些，我素来恶心家里的纸盒子破报纸乱七八糟地堆成一堆，但是小姨子却义正辞严地告诉我，生活要俭省，废报纸好几毛钱一斤呢。几毛钱的报纸，影响了我的视觉，破坏力我家的整洁，实在是得不偿失，但是小姨子没有收入，把自己定位成村里的妇女，家里乱不乱没关系，省俭就行。省俭嘛，是劳动人民的美德。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为什么呢，两者眼中，是非的标准不同。

　　有本事的男人脾气小，因为他才能广大，有点烦恼也能拿社会关系和钞票解决，因此，没有必要发脾气。有文化的人牢骚少，因为他看穿了世事的变迁，懂得了社会的常态。有个性的人不论别人的短长，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百人百性。有自己生活方向的人，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听凭别人评价。那些碌碌无为的人，总是在议论别人的短长。为什么呢，他总是找点事情消磨时间，同时，找出别人的缺点，潜意识地验证自己跟别人的落差没那么大。

　　领导一旦觉得自己能够“明辨是非”，那就很可笑了。城市建设和制度制定，领导说了算，大领导一言九鼎，别人无力干涉。于是，领导说，几年大变样，手下便纷纷响应起来，强拆硬扒，哪怕弄出人命。领导说，建立一个什么开发区，于是就强征土地，弄得百姓怨声载道。结果，很多领导为自己最初的“明辨是非”付出了代价。有的领导还身陷囹圄，在牢狱里度过残生。

　　领导一旦“明辨是非”就会立场鲜明，正义就被打扮得冠冕堂皇。某地曾经有个市领导，对生二胎极其愤恨，于是有了一个土政策，凡是生二胎的，一律不能提拔。如此一来，全部生二胎的，不管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在他执政期间，统统地不能提拔。这样的是非分明，貌似正确吧，而且很有点正义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含了很大的水分。他义正辞严地“明辨是非”，但是呢，手下的司机和儿子却打折老爹的旗号，做了一些有损形象的勾当。领导难道不知道手下人的事儿，他肯定知道，他在某些方面“明辨是非”，却在另一方面自以为是。

　　想想看，经常觉得自己能够“明辨是非”的人，哪个不是自以为是的人呢?

　　教育上的“明辨是非”，往往落得贻笑大方。一些管教不好孩子的家长，往往觉得自己会明辨是非。譬如，他们能搬出很多的教育理论，然后照本宣科地管孩子。结果呢，他们赏识孩子了，也让孩子快乐成长了，结果孩子不通情理，好吃懒做，不听话，敢顶嘴。问题出在哪呢?他们把是非的标准过于概念化，搬用得过于生硬，脱离了孩子的实际。人家鼓励孩子，但是懂得对孩子的惩戒，他只会鼓励孩子，但是对孩子疏于惩戒，久而久之，孩子的毛笔就惯出来了，成了脱缰的野马。

　　教育上还有一种“明辨是非”，就是拿着国外的标准来断定中国的是非。有些专家学者和家长，动辄搬出了欧美、日本的教育，然后指责一回中国的教育。偌多的指责，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太累，国外的教育才有人性。有些人头头是道地啰嗦了很多道理，其实仅仅是口头的英雄，倘若让他做了一个学校的校长，他的真空理论很快就会被现实打击得千疮百孔。

　　“明辨是非”，难就难在是非的标准是变化的。在川菜厨子眼里，辣椒永远是他的最爱。在粤菜厨子眼里，辣椒就是一种祸害。在东北厨子眼里，加点盐问题不大。在山西人眼里，喝醋就是很好的美食。因此，那些善于“明辨是非”的人，其实就是市井上的长舌妇，是没有什么优点，也没有明显缺点的俗人。

　　让我们坚持自己的是非观，走好自己的路，不要成为那种吃饱撑的评论他人长短的明白人。在道德上经常评价他人，自己也是那种心态扭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