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下，共同富裕离我们还太遥远

　　从目前看，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既得利益集团闭口不谈“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拒绝深化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巩固自己的既得成果。后两步能否实现呢?

　　共同富裕离我们还太遥远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推动改革进程，邓小平总设计师提出了著名的“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做客我的节目《改革问道》时也指出，现在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应放在东部，应该东中西协调发展，而且减少差距更重要。

　　几十年后我们看到，中国贫富出现了两极分化，区域发展也不平衡。“先富论”表面看总共分三部分组成，而最关键的是后两步，即“先富带动后富”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工具性政策，先富带动后富裕还是工具性策略，走向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

　　从目前看，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既得利益集团闭口不谈“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拒绝深化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巩固自己的既得成果。后两步能否实现呢?

　　举个例子，有一群狼，为了全体狼群都更加强壮，于是他们决定，让一部份狼先变成虎，然后狼群中出现了虎。接下来会是什么情况?先变成虎的，会极力阻止其他狼变成虎，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题，资源总量是不变的，而欲望与消耗是越来越大的。一部份狼先变成虎，造成的局面就是：狼不能吃虎、虎不易吃虎、虎可以轻松吃狼。

　　所以，后两步难度太大。因为执行的话，会伤害到虎的利益，谁要执行，虎就会咬谁。而唯一有实力执行的，又只能是虎自身。或者是全体所有的狼齐心，逼迫虎来执行。

　　如果这群由虎带领的狼，他们发现了另一群狼，而对方的团队中，虎更多，甚至威胁到了本群体的安全。即，出现了更多的资源，而那些资源需要这个群体变得更强大才有可能得到。出现了这种情况，虎才会同意其他狼变成虎，但这里又会出现一个前题，原先的虎，肯定会将自己变得更强，以防止被后变出来的虎吃掉。如此来看，所谓先富与后富，是永恒的。

　　从时代环境来看，“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典型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号角，使得东南沿海地带、脑瓜灵活有干劲的地方政府和小商小贩都敢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套，敢于从事经营活动，地方政府敢于投资，引进外资，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小商小贩也敢于东奔西跑，甚至有些投机倒把的意思。因此，从这个思路来讲，这个口号在当时是顺应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一种改革方向，是符合当时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思路。

　　“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希望拥有区位优势的这些地方能把握自己的重要地理位置，借助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率先发展经济，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件在当时让国家满意、地方乐意的事情。谁不想自己的优势更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流之中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来，创办自己的企业，搞一些私人经营活动，这是搞活市场的做法，也是激励更多的人，放开步伐，胆子大一点地去努力，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具有划时代的特征。就是告诉我们合法致富，积极创造财富是国家支持的事情。

　　当然，即使没有这一句口号，整个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都是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个自然规律，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也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个客观现象。中国当今贫富差距自然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导致的，但有其显著作用存在。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倾斜，如果国家没有集中各种资源朝东南沿海地带倾斜，至少目前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差异不会这么大。

　　但是，这种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沿海地区、低纬度地区本就有着较好的自然环境，无论是耕地人居，还是文化通商都有着极大的便利性，而交通运输、对外贸易自古以来无不以大海为主(虽然中国有著名的古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等)。因此，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文明一定会先发展自己的沿海地带，对外开放对外的道理也是如此。至此，只想表达一个意思： “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在那个时代制定这样的方针战略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良策。

　　按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讲，先富带动后富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关怀，是一种社会力量的召唤。先富怎么带动后富?慈善公益?开办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还是做一个组织领袖，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职场有个较好的发展?

　　如何后富起来，还是有个层次之说，比如从国家层面，继续深化中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从引进人才，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的大力投入和改善，说白了，这些都需要国家立项拨款，然后让基层一步步落实。从不富裕区域来讲，需要执政能力很强的官员来领导整个地区、省市发展;从地区的企业来讲，需要更多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顶层设计看似离我们很远很高，但其实需要我们每个国家成员为之努力实施。但是这样的设计总会惹人嫌，因为毕竟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很简单，家庭、工作、生活即可。但作为领导层可能需要想如何在大的制度上有所变革，起的是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改革是巨大红利，大多数人也有这样的共识：改革是权利内部的利益博弈，更是各个利益集团对财富和资源的重组与削弱。既是守门员又是裁判的事情生活中总在上演，更不要说泱泱大国的各层官员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了。

　　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显而易见可以得出，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生活、工作、交流方式，只要在中国的文化下，要想让我们拥有像西方新教伦理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那种既认可人的人性、发扬人的自由，又要做到自律，契约精神，拥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要对国家力量的限制，对权力做出限制，应该发动更多的社会公民，带着勇气、智慧和行动去发动社会的力量，壮大社会的力量。

　　壮大了的社会力量可以制衡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推动第二次分配的发展，规范第一次分配。另一方面又要依靠社会力量来增强我们的第三次分配。无疑的路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政府体制改革，完善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大力发展各种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