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农民工

　　那次，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要我帮他在网上订一张去昆山的火车票。

　　我很惊讶：“你不是在长沙吗，怎么要去昆山?” 他说，长沙的工地完工了，工友说昆山有活干。我叫他休息几天再去，他恁是不肯，说怕去晚了人家不要。

　　我看有16个小时的车程，要给他买卧铺票，他坚决反对，说有位置座就可以了。

　　我说你知道昆山在哪吗?他说，跟着火车走就是了。他根本不知道他要去的昆山在哪里，有多远。

　　最后，我订了一张硬卧票，240块钱。这可能是他坐的最贵的一趟车了。之后，他再也没有叫我给他买票。

　　父亲今年58岁，小学三年级文化，是中国万千农民工中的一员。从我读小学起，他就在外面打散工，他在外面的时间，要远远大于在家的时间。

　　家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驿站，一个逢年过节为他提供短暂逗留的地方。

　　父亲没有任何手艺，他仅有的生存技能，就是出卖体力。

　　我觉得全世界所有的体力活他都干过，种过地，修过山，伐过木，打石头、搬砖、扛水泥、扫马路……

　　2009年之后，他开始去建筑工地上打小工，主要工作是搬砖拌水泥之类的，一干就是7、8年。

　　建筑工地上的“小工”是最底层的工作，工资最少，没有技术含量，只是配合“大工”给他们搬运建筑材料(钢筋、砖头、水泥等)，提灰桶，清理垃圾之类。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几乎每个城市都在疯狂地建房子。城市对建筑工人的需求量旺盛，所以一年到头父亲基本不缺活干。

　　还记得一个做泥水匠师傅的姨夫跟我说过，他非常乐意看到中国房价的疯狂，“反正我又不会在城市买房”。因为这个市场，“我现在比你们大学生赚钱还多。”

　　在建筑工人中，有手艺和没手艺待遇有着天囊之别，像我姨父这种“大工”一天4、500的收入，“小工”的话像我父亲，每天只有150左右。

　　打小工没有固定的地方，通常一个工地长则半年，短则一个月就能完工。完工之后，父亲都是打电话联系以前的工友，打听哪里有活干，问好了不管哪个城市，买一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过去。

　　有时候，我前一周给他打电话，他还在南方某个城市，第二周就在相隔千里之外的北方了。

　　频繁地换工地，年迈的父亲去过的地方比我多得多。不过，他满中国天南地北跑，世界在他眼里却依旧不清晰。

　　他不知道湖北是在家乡的南边还是北边，他去往家乡更南面的广东省都是说“上去”，他基本都是坐绿皮火车，凭借着火车票的价格来判断路途的远近。

　　2

　　每次去下一个工地之前，父亲从来都先不问清楚工钱怎么算，有时候，一个工地完工了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其他人拿多少我也多少。” 他都是这样跟我说。

　　也许是他太清楚行情了，也许是他压根就没有挑选的资格，总之“有活干就行”——不停地干活，仿佛是他存在的唯一价值。

　　工地上的工作非常辛苦，早上6点起床，7点开工，干到中午12点吃中饭;下午1点半开工，干到下午6点。一天将近干10个小时。

　　他就像一个劳作的机器，除了吃饭和睡觉(补充和恢复体力)，其余的生命都在劳动。

　　有一次，他终于来到我工作的城市——广州的一个工地。由于工地赶工，父亲每天晚上加班到10点。我问他这么辛苦工资怎么算，他说整个工地完工了最后一起结算。我叫他不要在那干了，太辛苦，而且最后也不知道有多少工资。

　　他不肯，我说服不了他。

　　周末的时候，我偶尔去工地上，每次看到蓬头垢面，满头大汗的他我就很内疚和心疼。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能长年累月地做这种工作，在满是灰尘和噪音的工地上我站上15分钟都觉得难受。

　　有时我带他去市中心逛，在繁华的街道，他像是一只迷茫的羔羊，紧跟着我，东张西望，小心翼翼地踏上电梯……参与建了这么多星级酒店，他却不敢去一个高档一点的酒店上个厕所，也没有住过超过50块钱的宾馆。

　　父亲在广州干了四个多月完工之后，承包工程的老板竟然不如期给他们发工资。拖欠工资2个星期之后，父亲才跟我说起。

　　知道后，我异常的气愤和难受。平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新闻，看多了也渐渐钝化和无感。现在真实地发生在自己父亲的身上，才切身地体会到这件事是多么的恶劣。

　　那是真正的血和汗。

　　工地上的人多次集体讨薪无果之后，一天晚上，父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工地上一个工友在宿舍上吊自杀了。他叫我看能不能联系媒体曝光。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无比震惊，一口气给广州多家媒体电话爆料。多数媒体表示记录下来了。但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也说不清楚工地的具体位置，最后也不知道有没有记者过去调查。

　　那个工友是贵州人，30多岁，在那个工地上干了半年多，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当时警察也过来了，没一会尸体就被运走了。第二天也没有见一个记者过来。

　　但发生这件事之后过了几天，他们的工资终于发下来了。拿到工资后，大家各自散去，那位死去的工友再无人关心，我也没有看到有一篇报道出来。

　　拿到工资的第二天，父亲马不停蹄地去到了长沙的一个工地。

　　3

　　其实我一直都不想父亲继续做这些工作，一开始是因为介意。

　　在学校那会儿，两个室友的父亲都是单位上的小领导，他们经常在宿舍谈起父母单位上的事情，关于应酬、人际关系、办公室政治等等。每次他们说起这些，我就默默不做声。

　　其中一个室友，每天晚上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都能听到他爸正在打麻将的声音。“先挂了，又在打麻将。”

　　我总能从他的口气中，想象出他父亲的日子是何等清闲。这时候我就会想，要是我爸能有这么清闲的一刻该有多好啊。

　　说到底，还是有一种嫉妒和羡慕的心理在作祟吧，因为与室友的父亲相比，我的父亲只是一名农民工。

　　从小，父亲在我的生命里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常年在外的他，在我身上施加的影响，也远不及强势的母亲。

　　即使在家里，他都沉默得像一尊石像。没有笑容，没有情绪，没有声音，反应也越来越迟钝。

　　于是，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面，父亲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弱者，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

　　这是母亲眼里的父亲，也是小时候我眼里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你不怕累吗?他说，没办法，我就是做苦力的命。

　　我心酸得无言以对，也由此开始慢慢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看到父亲做着“小工”，还要这样四处奔波，我几乎每年都跟他说，“今年不要再出去了，就在家待着吧。” 可是每年我一离开家，他又出去找活去了。

　　他说，趁现在还干得动，再干几年，等你成家了我就不出去了。他之前说，等我大学毕业就不干了，后来又说，等我研究生毕业，现在又说等我成家。

　　我知道他会一直有借口：等我生孩子，等我买车，等我买房……

　　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会停下来休息。

　　常年繁重的体力劳作，消耗掉他身体的所有脂肪，体重不足50kg的他单薄得像一张纸。但他通过自己的双手和瘦弱的身体，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培养了两个大学生。

　　我想，这也是一种成功。

　　最后

　　父亲从不会去抱怨命运不公，他对命运早就安之若素。

　　他不知道什么是阶层固化和既得利益者，甚至根本就意识不到有社会分工不平等、收入不均衡这样的问题，他只知道“我就是做苦力的命”，养家糊口的担子，任由这该死的命运牢牢主宰，任劳任怨。

　　有时候走在繁华的市中心，看着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会想起父亲经常在电话中跟我说他又在某某地方建一个五星级酒店、一个大商场、一所学校、一个花园小区……

　　国家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将我爸这样的农民裹挟进了城市，然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却又是如此的陌生和格格不入。

　　他们确实是城市的建设者，却也是城市的边缘人。